【五行+太陽曆】董仲舒的五行說和十月太陽曆 |董仲舒的五行說和十月太陽曆 |董仲舒的五行說和十月太陽曆 |

董仲舒在《春秋繁露·治水五行篇》等文章中，為了將五行和陰陽四季一年完美地結合起來，提出了五行每行平均配當“七十二日”的說法。這個“七十二日”的說法可能是受到了《管子》的影響，但歸根結底可以追溯到上古時代的十月太陽曆。

《治水五行篇》的大意講一年的最後一日為冬至。冬至又是一年之始。最先的七十二日正當木的時令，這個季節的氣乾燥混濁而呈青色，可稱之為春季。其次的七十二日正當火的時令，這個季節的氣光明而呈紅色，可稱之為夏季。第三個七十二日正當土之時令，這個季節的氣潮濕混潤而呈黃色，可稱之為季夏。第四個七十二日正當金的時令,這個季節的氣黯淡光弱而呈白色，可稱之為秋季。第五個七十二日正當水的時令，這個季節的氣清淨寒冷而呈黑色，可稱之為冬季。之後又復歸木之時令。其後的文章則講木火土金水“用事”也即當時令時該做什麼事情，但沒有對違反時令也即違令會發生什麼事情加以說明。

陰陽五行說是董仲舒思想的重要內容。其對陰陽五行說的主要貢獻，在於將陰陽和五行完美地結合起來了。從數字來說，陰陽是偶數，五行是奇數，將二平分為五，或將五分屬於二，是一件非常難的事情。董仲舒為了使陰陽和五行能更好地結合,採取了許多方法，其中最重要的方法，就是在陰陽五行之間摻入了一個四季。 《五行相生篇》說：“天地之氣，合而為一，分為陰陽，判為四時，列為五行。”董仲舒在《五行對》等文章中，以陰陽二氣的運行軌跡來配當四季，也即將陰陽二氣按照一年四季的運行變化分為少陽、太陽、少陰、太陰,將它們分別配以春、夏、秋、冬。也即“少陽・春”配“木”，“太陽・夏”配“火”，“少陰・秋”配“金”，“太陰・冬”配“水”,但還缺五行之“土”。

為了使“土”獲得時間，董仲舒在《五行之義篇》中將一年分為五個季節,即在夏和秋之間設立了一個“季夏”。於是土有了“季夏”之時間,還被賦予了“養”之季節功能。其次,為了使“土”獲得空間,董仲舒又將土配於中央，且成了統領其他四行的“股肱”。最後，為了克服四季不能和五行平均相配的問題,《治水五行篇》將一年三百六十日平均分為五季,也即以一季為七十二日。土不但有了時間和空間，還擁有了“黃”色。

那麼，這個“七十二日”是從哪裡來的？經過詳細考察，我們發現可追根溯源到《管子》那裡。 《治水五行篇》和《管子·五行篇》關於時令的敘述有許多共通點，也即它們都將一年劃分為春、夏、季夏、秋、冬五季，每季七十二日並配當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五行。而《管子》的《幼官篇》將一年分為“地氣發”“小卯”等三十個節氣，每十二日一個節氣。每一個節氣之後講這個十二天內應該干什麼。如第一個節氣“地氣發”，要“戒春事”，也即準備春耕;第二個節氣“小卯”，要“出耕”，開始耕地，以此類推。春季有八個十二日節氣，夏季七個十二日，秋季八個十二日，冬季七個十二日，加起來共三十個十二日節氣等於三百六十日，剛好是一年。這些共通點都說明《春秋繁露》和《管子》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

但一年三十個節氣，和通常的一年四季十二個月根本不能對應和配合。三十節氣配四季的話，每個季節平均為7.5節氣；三十節氣配十二個月的話，每個月平均2.5個節氣。所以《幼官篇》出現了春八個節氣，夏七個節氣，秋八個節氣，冬七個節氣的不均衡現象。然《幼官篇》為和本文解決“七十二日”問題提供了重要線索:如果以三個十二日節氣為一月的話，每月三十六天，兩個月就是七十二日，剛好符合本文先前提到的《五行治水》五行說中的一季。以一年為春、夏、季夏、秋、冬五季的話，每季二個月六個節氣一百二十天，一年十個月五季三百六十天。只是《幼官篇》還沒有“土”，以及用“土”去配列四季的概念，所以才出現了春八個節氣、夏七個節氣、秋八個節氣、冬七個節氣的不均衡現象。這就牽涉到了一年到底是十二個月還是十個月的問題。

陳久金等學者關於十月太陽曆和彝族天文學史研究成果表明，中國上古時代曾經行用過一年為十個月的太陽曆。根據陳久金等著《彝族天文學史》（第八章,雲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）的研究，《大戴禮記·夏小正》記載了古文獻中最古老的十月太陽曆。 《夏小正》源於夏代而作於春秋，也即孔子為了解夏民族的文化和風俗習慣到杞國考察，了解到的夏四時之書。 《管子·幼官篇》(及《幼官圖篇》)和《詩經·七月之詩》也使用十月太陽曆。使用十月太陽曆的夏民族屬古羌族，而齊宗室是姜尚的後代，為古羌族的後裔，所以《管子》中出現了與十月太陽曆的有關記載的痕跡。

上述觀點為我們探索董仲舒“七十二日”說的根源，提供了重要啟示。經過對比研究，我們認為:

第一,《治水五行篇》提出的一季七十二日說，可追根溯源到上古時代的十月太陽曆。董仲舒將一年三百六十日劃為五等分五個七十二日，分別應對春、夏、季夏、秋、冬五季，每季兩個月，五季配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五行。

第二，董仲舒的七十二日說和《管子》有直接聯繫，其時令說和五行說方面受到《管子》的《五行篇》及《四時篇》的影響，也和《幼官篇》乃至《幼官圖篇》有重要關聯。如《幼官圖篇》有五方星，十圖，三十節氣(每一個節氣十二天)。二十八宿分為五方星，代表一年中太陽所行經的路程，顯示出了五方。十圖代表一年十個月，一年三十節氣,一個月三個節氣，每個節氣十二日，共計三十六日，兩個月正好七十二日。

第三,每個七十二日的季節都有獨自的時令、行事和違令。 《治水五行篇》講時令和用事，《春秋繁露》中講時令用事的還有《五行相勝篇》和《五行順逆篇》。 《治亂五行篇》和《五行變救篇》則講違反時令則會受到懲罰。董仲舒的時令說除了《管子》的影響之外，還可看到《禮記·月令篇》和《呂氏春秋·十二紀》的影響。

第四，十月太陽曆一年為三百六十五(閏年三百六十六)日，而五個七十二日加起來只有三百六十日。董仲舒對剩下來的五(六)日沒有明確交代。 《春秋繁露》裡沒有《詩經·七月之詩》“一之日”“二之日”“三之日”那樣的說法。不過在十月太陽曆中，十個月之後餘下的五(六)日為“歲首祈歲”祭祀日，相當於彝族的“過年日”，或可看作現在春節期間初一、初二、初三休假日的由來。這幾天不計在十個月之內。

第五，董仲舒也時常以十二個月為一歲，這裡的一歲應該是他當時使用十二月曆，兩者屬於不同的系統。 《春秋繁露·人副天數篇》說:“人有三百六十節，偶天之數也……天以終歲之數，成人之身，故小節三百六十六，副日數也。”講天之數為三百六十，日之數為三百六十六。 《官制像天篇》說:“天之每終一歲以十二月也。十者天之數也，十二者歲之度也……天有四時，每一時有三月，三四十二，十二月相受而歲數終矣。”可知在董仲舒那裡，講陰陽五行結合時使用十月太陽曆，一年為三百六十日;而在講陰陽五行說之外的現實生活場合，使用的還是當時流行的十二月曆，一年三百六十六日。因為講五行、特別是講陰陽五行結合時，只有使用十月太陽曆七十二日才能完美配當。

（作者：鄧 紅，係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學文學部教授）

（光明日報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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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仲舒在《春秋繁露·治水五行篇》等文章中，為了將五行和陰陽四季一年完美地結合起來，提出了五行每行平均配當“七十二日”的說法。這個“七十二日”的說法可能是受到了《管子》的影響，但歸根結底可以追溯到上古時代的十月太陽曆。

《治水五行篇》的大意講一年的最後一日為冬至。冬至又是一年之始。最先的七十二日正當木的時令，這個季節的氣乾燥混濁而呈青色，可稱之為春季。其次的七十二日正當火的時令，這個季節的氣光明而呈紅色，可稱之為夏季。第三個七十二日正當土之時令，這個季節的氣潮濕混潤而呈黃色，可稱之為季夏。第四個七十二日正當金的時令,這個季節的氣黯淡光弱而呈白色，可稱之為秋季。第五個七十二日正當水的時令，這個季節的氣清淨寒冷而呈黑色，可稱之為冬季。之後又復歸木之時令。其後的文章則講木火土金水“用事”也即當時令時該做什麼事情，但沒有對違反時令也即違令會發生什麼事情加以說明。

陰陽五行說是董仲舒思想的重要內容。其對陰陽五行說的主要貢獻，在於將陰陽和五行完美地結合起來了。從數字來說，陰陽是偶數，五行是奇數，將二平分為五，或將五分屬於二，是一件非常難的事情。董仲舒為了使陰陽和五行能更好地結合,採取了許多方法，其中最重要的方法，就是在陰陽五行之間摻入了一個四季。 《五行相生篇》說：“天地之氣，合而為一，分為陰陽，判為四時，列為五行。”董仲舒在《五行對》等文章中，以陰陽二氣的運行軌跡來配當四季，也即將陰陽二氣按照一年四季的運行變化分為少陽、太陽、少陰、太陰,將它們分別配以春、夏、秋、冬。也即“少陽・春”配“木”，“太陽・夏”配“火”，“少陰・秋”配“金”，“太陰・冬”配“水”,但還缺五行之“土”。

為了使“土”獲得時間，董仲舒在《五行之義篇》中將一年分為五個季節,即在夏和秋之間設立了一個“季夏”。於是土有了“季夏”之時間,還被賦予了“養”之季節功能。其次,為了使“土”獲得空間,董仲舒又將土配於中央，且成了統領其他四行的“股肱”。最後，為了克服四季不能和五行平均相配的問題,《治水五行篇》將一年三百六十日平均分為五季,也即以一季為七十二日。土不但有了時間和空間，還擁有了“黃”色。

那麼，這個“七十二日”是從哪裡來的？經過詳細考察，我們發現可追根溯源到《管子》那裡。 《治水五行篇》和《管子·五行篇》關於時令的敘述有許多共通點，也即它們都將一年劃分為春、夏、季夏、秋、冬五季，每季七十二日並配當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五行。而《管子》的《幼官篇》將一年分為“地氣發”“小卯”等三十個節氣，每十二日一個節氣。每一個節氣之後講這個十二天內應該干什麼。如第一個節氣“地氣發”，要“戒春事”，也即準備春耕;第二個節氣“小卯”，要“出耕”，開始耕地，以此類推。春季有八個十二日節氣，夏季七個十二日，秋季八個十二日，冬季七個十二日，加起來共三十個十二日節氣等於三百六十日，剛好是一年。這些共通點都說明《春秋繁露》和《管子》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

但一年三十個節氣，和通常的一年四季十二個月根本不能對應和配合。三十節氣配四季的話，每個季節平均為7.5節氣；三十節氣配十二個月的話，每個月平均2.5個節氣。所以《幼官篇》出現了春八個節氣，夏七個節氣，秋八個節氣，冬七個節氣的不均衡現象。然《幼官篇》為和本文解決“七十二日”問題提供了重要線索:如果以三個十二日節氣為一月的話，每月三十六天，兩個月就是七十二日，剛好符合本文先前提到的《五行治水》五行說中的一季。以一年為春、夏、季夏、秋、冬五季的話，每季二個月六個節氣一百二十天，一年十個月五季三百六十天。只是《幼官篇》還沒有“土”，以及用“土”去配列四季的概念，所以才出現了春八個節氣、夏七個節氣、秋八個節氣、冬七個節氣的不均衡現象。這就牽涉到了一年到底是十二個月還是十個月的問題。

陳久金等學者關於十月太陽曆和彝族天文學史研究成果表明，中國上古時代曾經行用過一年為十個月的太陽曆。根據陳久金等著《彝族天文學史》（第八章,雲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）的研究，《大戴禮記·夏小正》記載了古文獻中最古老的十月太陽曆。 《夏小正》源於夏代而作於春秋，也即孔子為了解夏民族的文化和風俗習慣到杞國考察，了解到的夏四時之書。 《管子·幼官篇》(及《幼官圖篇》)和《詩經·七月之詩》也使用十月太陽曆。使用十月太陽曆的夏民族屬古羌族，而齊宗室是姜尚的後代，為古羌族的後裔，所以《管子》中出現了與十月太陽曆的有關記載的痕跡。

上述觀點為我們探索董仲舒“七十二日”說的根源，提供了重要啟示。經過對比研究，我們認為:

第一,《治水五行篇》提出的一季七十二日說，可追根溯源到上古時代的十月太陽曆。董仲舒將一年三百六十日劃為五等分五個七十二日，分別應對春、夏、季夏、秋、冬五季，每季兩個月，五季配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五行。

第二，董仲舒的七十二日說和《管子》有直接聯繫，其時令說和五行說方面受到《管子》的《五行篇》及《四時篇》的影響，也和《幼官篇》乃至《幼官圖篇》有重要關聯。如《幼官圖篇》有五方星，十圖，三十節氣(每一個節氣十二天)。二十八宿分為五方星，代表一年中太陽所行經的路程，顯示出了五方。十圖代表一年十個月，一年三十節氣,一個月三個節氣，每個節氣十二日，共計三十六日，兩個月正好七十二日。

第三,每個七十二日的季節都有獨自的時令、行事和違令。 《治水五行篇》講時令和用事，《春秋繁露》中講時令用事的還有《五行相勝篇》和《五行順逆篇》。 《治亂五行篇》和《五行變救篇》則講違反時令則會受到懲罰。董仲舒的時令說除了《管子》的影響之外，還可看到《禮記·月令篇》和《呂氏春秋·十二紀》的影響。

第四，十月太陽曆一年為三百六十五(閏年三百六十六)日，而五個七十二日加起來只有三百六十日。董仲舒對剩下來的五(六)日沒有明確交代。 《春秋繁露》裡沒有《詩經·七月之詩》“一之日”“二之日”“三之日”那樣的說法。不過在十月太陽曆中，十個月之後餘下的五(六)日為“歲首祈歲”祭祀日，相當於彝族的“過年日”，或可看作現在春節期間初一、初二、初三休假日的由來。這幾天不計在十個月之內。

第五，董仲舒也時常以十二個月為一歲，這裡的一歲應該是他當時使用十二月曆，兩者屬於不同的系統。 《春秋繁露·人副天數篇》說:“人有三百六十節，偶天之數也……天以終歲之數，成人之身，故小節三百六十六，副日數也。”講天之數為三百六十，日之數為三百六十六。 《官制像天篇》說:“天之每終一歲以十二月也。十者天之數也，十二者歲之度也……天有四時，每一時有三月，三四十二，十二月相受而歲數終矣。”可知在董仲舒那裡，講陰陽五行結合時使用十月太陽曆，一年為三百六十日;而在講陰陽五行說之外的現實生活場合，使用的還是當時流行的十二月曆，一年三百六十六日。因為講五行、特別是講陰陽五行結合時，只有使用十月太陽曆七十二日才能完美配當。

（作者：鄧 紅，係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學文學部教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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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董仲舒在《春秋繁露·治水五行篇》等文章中，為了將五行和陰陽四季一年完美地結合起來，提出了五行每行平均配當“七十二日”的說法。這個“七十二日”的說法可能是受到了《管子》的影響，但歸根結底可以追溯到上古時代的十月太陽曆。

　　《治水五行篇》的大意講一年的最後一日為冬至。冬至又是一年之始。最先的七十二日正當木的時令，這個季節的氣乾燥混濁而呈青色，可稱之為春季。其次的七十二日正當火的時令，這個季節的氣光明而呈紅色，可稱之為夏季。第三個七十二日正當土之時令，這個季節的氣潮濕混潤而呈黃色，可稱之為季夏。第四個七十二日正當金的時令,這個季節的氣黯淡光弱而呈白色，可稱之為秋季。第五個七十二日正當水的時令，這個季節的氣清淨寒冷而呈黑色，可稱之為冬季。之後又復歸木之時令。其後的文章則講木火土金水“用事”也即當時令時該做什麼事情，但沒有對違反時令也即違令會發生什麼事情加以說明。

　　陰陽五行說是董仲舒思想的重要內容。其對陰陽五行說的主要貢獻，在於將陰陽和五行完美地結合起來了。從數字來說，陰陽是偶數，五行是奇數，將二平分為五，或將五分屬於二，是一件非常難的事情。董仲舒為了使陰陽和五行能更好地結合,採取了許多方法，其中最重要的方法，就是在陰陽五行之間摻入了一個四季。 《五行相生篇》說：“天地之氣，合而為一，分為陰陽，判為四時，列為五行。”董仲舒在《五行對》等文章中，以陰陽二氣的運行軌跡來配當四季，也即將陰陽二氣按照一年四季的運行變化分為少陽、太陽、少陰、太陰,將它們分別配以春、夏、秋、冬。也即“少陽・春”配“木”，“太陽・夏”配“火”，“少陰・秋”配“金”，“太陰・冬”配“水”,但還缺五行之“土”。

　　為了使“土”獲得時間，董仲舒在《五行之義篇》中將一年分為五個季節,即在夏和秋之間設立了一個“季夏”。於是土有了“季夏”之時間,還被賦予了“養”之季節功能。其次,為了使“土”獲得空間,董仲舒又將土配於中央，且成了統領其他四行的“股肱”。最後，為了克服四季不能和五行平均相配的問題,《治水五行篇》將一年三百六十日平均分為五季,也即以一季為七十二日。土不但有了時間和空間，還擁有了“黃”色。

　　那麼，這個“七十二日”是從哪裡來的？經過詳細考察，我們發現可追根溯源到《管子》那裡。 《治水五行篇》和《管子·五行篇》關於時令的敘述有許多共通點，也即它們都將一年劃分為春、夏、季夏、秋、冬五季，每季七十二日並配當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五行。而《管子》的《幼官篇》將一年分為“地氣發”“小卯”等三十個節氣，每十二日一個節氣。每一個節氣之後講這個十二天內應該干什麼。如第一個節氣“地氣發”，要“戒春事”，也即準備春耕;第二個節氣“小卯”，要“出耕”，開始耕地，以此類推。春季有八個十二日節氣，夏季七個十二日，秋季八個十二日，冬季七個十二日，加起來共三十個十二日節氣等於三百六十日，剛好是一年。這些共通點都說明《春秋繁露》和《管子》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

　　但一年三十個節氣，和通常的一年四季十二個月根本不能對應和配合。三十節氣配四季的話，每個季節平均為7.5節氣；三十節氣配十二個月的話，每個月平均2.5個節氣。所以《幼官篇》出現了春八個節氣，夏七個節氣，秋八個節氣，冬七個節氣的不均衡現象。然《幼官篇》為和本文解決“七十二日”問題提供了重要線索:如果以三個十二日節氣為一月的話，每月三十六天，兩個月就是七十二日，剛好符合本文先前提到的《五行治水》五行說中的一季。以一年為春、夏、季夏、秋、冬五季的話，每季二個月六個節氣一百二十天，一年十個月五季三百六十天。只是《幼官篇》還沒有“土”，以及用“土”去配列四季的概念，所以才出現了春八個節氣、夏七個節氣、秋八個節氣、冬七個節氣的不均衡現象。這就牽涉到了一年到底是十二個月還是十個月的問題。

　　陳久金等學者關於十月太陽曆和彝族天文學史研究成果表明，中國上古時代曾經行用過一年為十個月的太陽曆。根據陳久金等著《彝族天文學史》（第八章,雲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）的研究，《大戴禮記·夏小正》記載了古文獻中最古老的十月太陽曆。 《夏小正》源於夏代而作於春秋，也即孔子為了解夏民族的文化和風俗習慣到杞國考察，了解到的夏四時之書。 《管子·幼官篇》(及《幼官圖篇》)和《詩經·七月之詩》也使用十月太陽曆。使用十月太陽曆的夏民族屬古羌族，而齊宗室是姜尚的後代，為古羌族的後裔，所以《管子》中出現了與十月太陽曆的有關記載的痕跡。

　　上述觀點為我們探索董仲舒“七十二日”說的根源，提供了重要啟示。經過對比研究，我們認為:

　　第一,《治水五行篇》提出的一季七十二日說，可追根溯源到上古時代的十月太陽曆。董仲舒將一年三百六十日劃為五等分五個七十二日，分別應對春、夏、季夏、秋、冬五季，每季兩個月，五季配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五行。

　　第二，董仲舒的七十二日說和《管子》有直接聯繫，其時令說和五行說方面受到《管子》的《五行篇》及《四時篇》的影響，也和《幼官篇》乃至《幼官圖篇》有重要關聯。如《幼官圖篇》有五方星，十圖，三十節氣(每一個節氣十二天)。二十八宿分為五方星，代表一年中太陽所行經的路程，顯示出了五方。十圖代表一年十個月，一年三十節氣,一個月三個節氣，每個節氣十二日，共計三十六日，兩個月正好七十二日。

　　第三,每個七十二日的季節都有獨自的時令、行事和違令。 《治水五行篇》講時令和用事，《春秋繁露》中講時令用事的還有《五行相勝篇》和《五行順逆篇》。 《治亂五行篇》和《五行變救篇》則講違反時令則會受到懲罰。董仲舒的時令說除了《管子》的影響之外，還可看到《禮記·月令篇》和《呂氏春秋·十二紀》的影響。

　　第四，十月太陽曆一年為三百六十五(閏年三百六十六)日，而五個七十二日加起來只有三百六十日。董仲舒對剩下來的五(六)日沒有明確交代。 《春秋繁露》裡沒有《詩經·七月之詩》“一之日”“二之日”“三之日”那樣的說法。不過在十月太陽曆中，十個月之後餘下的五(六)日為“歲首祈歲”祭祀日，相當於彝族的“過年日”，或可看作現在春節期間初一、初二、初三休假日的由來。這幾天不計在十個月之內。

　　第五，董仲舒也時常以十二個月為一歲，這裡的一歲應該是他當時使用十二月曆，兩者屬於不同的系統。 《春秋繁露·人副天數篇》說:“人有三百六十節，偶天之數也……天以終歲之數，成人之身，故小節三百六十六，副日數也。”講天之數為三百六十，日之數為三百六十六。 《官制像天篇》說:“天之每終一歲以十二月也。十者天之數也，十二者歲之度也……天有四時，每一時有三月，三四十二，十二月相受而歲數終矣。”可知在董仲舒那裡，講陰陽五行結合時使用十月太陽曆，一年為三百六十日;而在講陰陽五行說之外的現實生活場合，使用的還是當時流行的十二月曆，一年三百六十六日。因為講五行、特別是講陰陽五行結合時，只有使用十月太陽曆七十二日才能完美配當。

　　董仲舒在《春秋繁露·治水五行篇》等文章中，為了將五行和陰陽四季一年完美地結合起來，提出了五行每行平均配當“七十二日”的說法。這個“七十二日”的說法可能是受到了《管子》的影響，但歸根結底可以追溯到上古時代的十月太陽曆。

　　《治水五行篇》的大意講一年的最後一日為冬至。冬至又是一年之始。最先的七十二日正當木的時令，這個季節的氣乾燥混濁而呈青色，可稱之為春季。其次的七十二日正當火的時令，這個季節的氣光明而呈紅色，可稱之為夏季。第三個七十二日正當土之時令，這個季節的氣潮濕混潤而呈黃色，可稱之為季夏。第四個七十二日正當金的時令,這個季節的氣黯淡光弱而呈白色，可稱之為秋季。第五個七十二日正當水的時令，這個季節的氣清淨寒冷而呈黑色，可稱之為冬季。之後又復歸木之時令。其後的文章則講木火土金水“用事”也即當時令時該做什麼事情，但沒有對違反時令也即違令會發生什麼事情加以說明。

　　陰陽五行說是董仲舒思想的重要內容。其對陰陽五行說的主要貢獻，在於將陰陽和五行完美地結合起來了。從數字來說，陰陽是偶數，五行是奇數，將二平分為五，或將五分屬於二，是一件非常難的事情。董仲舒為了使陰陽和五行能更好地結合,採取了許多方法，其中最重要的方法，就是在陰陽五行之間摻入了一個四季。 《五行相生篇》說：“天地之氣，合而為一，分為陰陽，判為四時，列為五行。”董仲舒在《五行對》等文章中，以陰陽二氣的運行軌跡來配當四季，也即將陰陽二氣按照一年四季的運行變化分為少陽、太陽、少陰、太陰,將它們分別配以春、夏、秋、冬。也即“少陽・春”配“木”，“太陽・夏”配“火”，“少陰・秋”配“金”，“太陰・冬”配“水”,但還缺五行之“土”。

　　為了使“土”獲得時間，董仲舒在《五行之義篇》中將一年分為五個季節,即在夏和秋之間設立了一個“季夏”。於是土有了“季夏”之時間,還被賦予了“養”之季節功能。其次,為了使“土”獲得空間,董仲舒又將土配於中央，且成了統領其他四行的“股肱”。最後，為了克服四季不能和五行平均相配的問題,《治水五行篇》將一年三百六十日平均分為五季,也即以一季為七十二日。土不但有了時間和空間，還擁有了“黃”色。

　　那麼，這個“七十二日”是從哪裡來的？經過詳細考察，我們發現可追根溯源到《管子》那裡。 《治水五行篇》和《管子·五行篇》關於時令的敘述有許多共通點，也即它們都將一年劃分為春、夏、季夏、秋、冬五季，每季七十二日並配當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五行。而《管子》的《幼官篇》將一年分為“地氣發”“小卯”等三十個節氣，每十二日一個節氣。每一個節氣之後講這個十二天內應該干什麼。如第一個節氣“地氣發”，要“戒春事”，也即準備春耕;第二個節氣“小卯”，要“出耕”，開始耕地，以此類推。春季有八個十二日節氣，夏季七個十二日，秋季八個十二日，冬季七個十二日，加起來共三十個十二日節氣等於三百六十日，剛好是一年。這些共通點都說明《春秋繁露》和《管子》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

　　但一年三十個節氣，和通常的一年四季十二個月根本不能對應和配合。三十節氣配四季的話，每個季節平均為7.5節氣；三十節氣配十二個月的話，每個月平均2.5個節氣。所以《幼官篇》出現了春八個節氣，夏七個節氣，秋八個節氣，冬七個節氣的不均衡現象。然《幼官篇》為和本文解決“七十二日”問題提供了重要線索:如果以三個十二日節氣為一月的話，每月三十六天，兩個月就是七十二日，剛好符合本文先前提到的《五行治水》五行說中的一季。以一年為春、夏、季夏、秋、冬五季的話，每季二個月六個節氣一百二十天，一年十個月五季三百六十天。只是《幼官篇》還沒有“土”，以及用“土”去配列四季的概念，所以才出現了春八個節氣、夏七個節氣、秋八個節氣、冬七個節氣的不均衡現象。這就牽涉到了一年到底是十二個月還是十個月的問題。

　　陳久金等學者關於十月太陽曆和彝族天文學史研究成果表明，中國上古時代曾經行用過一年為十個月的太陽曆。根據陳久金等著《彝族天文學史》（第八章,雲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）的研究，《大戴禮記·夏小正》記載了古文獻中最古老的十月太陽曆。 《夏小正》源於夏代而作於春秋，也即孔子為了解夏民族的文化和風俗習慣到杞國考察，了解到的夏四時之書。 《管子·幼官篇》(及《幼官圖篇》)和《詩經·七月之詩》也使用十月太陽曆。使用十月太陽曆的夏民族屬古羌族，而齊宗室是姜尚的後代，為古羌族的後裔，所以《管子》中出現了與十月太陽曆的有關記載的痕跡。

　　上述觀點為我們探索董仲舒“七十二日”說的根源，提供了重要啟示。經過對比研究，我們認為:

　　第一,《治水五行篇》提出的一季七十二日說，可追根溯源到上古時代的十月太陽曆。董仲舒將一年三百六十日劃為五等分五個七十二日，分別應對春、夏、季夏、秋、冬五季，每季兩個月，五季配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五行。

　　第二，董仲舒的七十二日說和《管子》有直接聯繫，其時令說和五行說方面受到《管子》的《五行篇》及《四時篇》的影響，也和《幼官篇》乃至《幼官圖篇》有重要關聯。如《幼官圖篇》有五方星，十圖，三十節氣(每一個節氣十二天)。二十八宿分為五方星，代表一年中太陽所行經的路程，顯示出了五方。十圖代表一年十個月，一年三十節氣,一個月三個節氣，每個節氣十二日，共計三十六日，兩個月正好七十二日。

　　第三,每個七十二日的季節都有獨自的時令、行事和違令。 《治水五行篇》講時令和用事，《春秋繁露》中講時令用事的還有《五行相勝篇》和《五行順逆篇》。 《治亂五行篇》和《五行變救篇》則講違反時令則會受到懲罰。董仲舒的時令說除了《管子》的影響之外，還可看到《禮記·月令篇》和《呂氏春秋·十二紀》的影響。

　　第四，十月太陽曆一年為三百六十五(閏年三百六十六)日，而五個七十二日加起來只有三百六十日。董仲舒對剩下來的五(六)日沒有明確交代。 《春秋繁露》裡沒有《詩經·七月之詩》“一之日”“二之日”“三之日”那樣的說法。不過在十月太陽曆中，十個月之後餘下的五(六)日為“歲首祈歲”祭祀日，相當於彝族的“過年日”，或可看作現在春節期間初一、初二、初三休假日的由來。這幾天不計在十個月之內。

　　第五，董仲舒也時常以十二個月為一歲，這裡的一歲應該是他當時使用十二月曆，兩者屬於不同的系統。 《春秋繁露·人副天數篇》說:“人有三百六十節，偶天之數也……天以終歲之數，成人之身，故小節三百六十六，副日數也。”講天之數為三百六十，日之數為三百六十六。 《官制像天篇》說:“天之每終一歲以十二月也。十者天之數也，十二者歲之度也……天有四時，每一時有三月，三四十二，十二月相受而歲數終矣。”可知在董仲舒那裡，講陰陽五行結合時使用十月太陽曆，一年為三百六十日;而在講陰陽五行說之外的現實生活場合，使用的還是當時流行的十二月曆，一年三百六十六日。因為講五行、特別是講陰陽五行結合時，只有使用十月太陽曆七十二日才能完美配當。